对诚信问题，本刊在以前许多栏目中已多有说道。
但严峻的诚信实现如鲠在喉，确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一个棘手而又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放眼世界，许许多多的事情显失公理、显伤天理，那些与公认的法则和道德标准相悖的言行，甚至是罪恶，无不在根本上皆与因超过正常度的私心、私利而致诚信被践踏息息相关。可以说，诚信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前行的绊脚石，已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基因编码中显现的污点与病灶。
诚信缺失的原因，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在这里我们不作探究。但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背景下倍增的“诚信”困惑。
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出现带来了太多、太复杂、太新的东西，这些在客观上已经致使人们认知的水平与能力、方法与原则、标准与尺度等都发生了很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认识并适应这种变化，否则人们的认知会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以至于会出现明显的认知错误。对诚信的认知也是如此。
首先，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时代背景下，更多的信息会被迅速公开传播，更多的人会迅速地获取并按自己要实现的目的使用这些信息，如此，许多事物的优缺点都不可避免地得以迅速放大。这种基于技术进步对事物正反两方面效用的裂变式放大，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一些效用还可能会大大地被歪曲或扭曲。其次，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加剧和助长了基于人们贪婪与私心的言行目的的多元性、复杂性，往往致使你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许多东西的本来面目不一定如网上言行当事人所宣称的那样，也不一定如你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样，更不是网上言行当事人之外的与真象南辕北辙的他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情形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们心中原有的或者日常中正常遵守的原则与法则必然会受到冲击。当这种情形特别严重时，混乱的出现便不可阻挡。
基于上述原因，如何通过分析行为人（或组织）真实的根本目的来辨别诚信的真伪会变得异常复杂而困难，这是一个尤其重要而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因为正确认知诚信行为是解决诚信问题和树立诚信意识与观念的前提。但而今现在眼目下，当我们面对相关言行需要对其作诚信与否的判断时，必须要无奈地面对和接受“诚信”在此背景下所要面对如上所述的各种困惑，甚至是尴尬。所以，这需要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去解析与思考。
在此背景下，诚信问题本身与对诚信问题的认知、解决变得异常复杂而困难。鉴于此，不要寄希望于能够快速或者在短期内实现对诚信问题的彻底治理，只能是在如何降低或减少人们不诚信行为的频次与程度上多下功夫。但首先仍须要以相关制度建设为前提和基础，以建立诚信信仰的制度保障为突破口，并适时推进诚信立法。其次，要认识到法律手段在治理诚信问题上的局限性，并深刻认识和重视诚信教育的作用，认识道德教育的无形力量与能够起到“法治”所不能起的作用。“德”与“福”、“恶”与“祸”本有实现逻辑关系上的因果链，且社会伦理发育越成熟，善恶与利害的因果逻辑性就越强。所以，建立一套充分体现道德公正的机制是一个社会成熟和有凝聚力的重要标志。但如果这种因果链被割裂，造成“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善良成为善良者的墓志铭”，则道德危机必然发生。
同时，要理性认知信仰诚信对主体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要认识到如果失去诚信，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就会因为生存和发展的成本无限增加而无以为继，且个体的利益也无法保障；要让人们明白诚信是每个个体自我获取持续利益的根本保障，信仰诚信与崇尚个体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要深刻认知信仰诚信对呈现和升华人性的重要作用，认识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联系性，而奉行诚信原则则是人的社会联系性的必然体现。也就是说，缺失诚信与人的本质和人性相背离,要让人人切身地感受到：如果不讲诚信就不可能有好的生存环境。
试想，如果我们招投标行业缺乏以“三公”为表现形式的诚信行为，甚至与通过招投标以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择优目的背道而驰而有违招标投标法的宗旨，而致“诚实信用”原则必荡然无存，那么，在物欲横流而致人类兽性化日益严重的当下，招投标活动就只能是充满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了。
故此，针对我国招投标行业中的不诚信行为，需要根据我国当下招投标实践的客观实际和招投标各参与方守诚信水平，建立切实有效的诚信体系，使其在招投标实践中，通过“致良知”，解决“知”与“行”的背离、割裂情形，而实现“知行合一”，以资最终让诚信深深根植于招投标人的脑中，让守诚信成为招投标各参与方自然而然、自觉自愿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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