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0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这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的庄严面世，开启了国家反腐败立法和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根据新修订的宪法和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这是国家对国家机构作出的重要调整，是对国家权力作出的重新配置。同时，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工作原则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对违法的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规定了监察的范围、权力、措施等。为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明确了监察的对象范围为包括全部行使公权力的6类公职人员，并具体列举了公职人员的范围。为了防止出现对监察对象列举不全的情况，避免挂一漏万，《监察法》设置了第六类“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这一兜底条款，将监督对象扩至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及有关人员，补齐了行政监察范围过窄的“空白”，目的是让监察全覆盖、监督无死角，彰显了我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决心。所以，《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公权力的监督利器。
从其载明的12种调查措施中可以看出，《监察法》实际上赋予了监察机关一定的刑事侦查权及侦查手段与措施，特别是用非刑事强制措施的“留置”取代“两规”备受关注。用“留置”取代“两规”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
我国历史上由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即我们通常说的“监察御史”制度，自古有之。
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央设置御史大夫，地方有监郡御史，这表明监察制度正式形成。汉朝的御史府、隋唐宋元时期的御史台、明清时期的督察院等机构都是相对独立地行使监察权的国家监察机关。《荀子•君道》有言曰：“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君主）之守司（官吏），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监察官的作用。监察官实际上就是充当了君主的“耳”与“目”，“青天大老爷”、“清官”就是这些有作为的“耳”、“目”的标签。
只不过，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御史”制是以治吏为本的监察体制，其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监察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只对皇帝负责。并且，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高度依附于皇权，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和皇帝的开明与昏聩高度契合。
古今中外国家对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因时代、国体、政体不同，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如今我们在行政监察制度基础上创设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监察机关，并赋予其监察权，这就继承和吸取了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中的精髓，并适应了新时代要求。我们期望希望《监察法》的全面、彻底实施，能够形成长久的制度效用，并终结我们依然存在的浓浓的“青天大老爷”与“清官”情结。
古语云“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监察机关依《监察法》行使监察职能正印证了这句古话。对监察机关而言，所谓“名正”，就是赋予中国特色监察体系以法律的名分，这也是其首要意义；所谓“言顺”，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和规范了国家监察职能的行使；所谓“事成”，就是《监察法》的实施必然有力促进中国的反腐工作，巩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
同样，《监察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各种招投标行为，深入推进招投标领域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从其规定的六类监察人群来看，我国招标代理机构及评标专家中其身份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监察法》监察对象的相关人员也在《监察法》的监察范围内。同时，监察措施也必将大大丰富对招投标监管的手段，使监管工作更加切实有效。毫无疑问，相关制度供给的滞后与不足是招投标领域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样毫无疑问，《监察法》的颁布与实施必将使招投标的监管工作出现新局面、新常态，其影响定是长久而深刻的。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对于《监察法》的制订与实施，历史也一定会再一次证明“名正、言顺、事成”这一简单、直白逻辑的合理与正确。
投标
